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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博鱼体育时隔40年，唐志平在聊起当年引进中国内地第一家来料加工企业——太平手袋厂的情形时，依然充满怀念。他曾担任太平手袋厂的第三任厂长，见证了东莞首家来料加工企业的兴衰。

　　1978年7月，国务院颁发了《开展对外加工装配业务试行办法》,广东省委率先作出发展来料加工的决定，东莞、南海、顺德、番禺、中山作为先行试点县。

　　“三来一补”模式的诞生，改变了东莞的经济结构，也揭开了引用和利用外来资金的序幕，商人、资金、设备、技术从香港、台湾等地纷纷流入，东莞一度成为“东莞塞车，全球缺货”的“世界工厂”。

　　40年间，作为改革开放先行者的东莞，从珠江东岸一个普通的农业县变身为“世界工厂”，这个漫长的故事流淌在历史的长河中，看似波澜不惊，但见证者和亲历者而言，却难以忘怀。

　　大雨过后，河仔村的闷热被洗刷一空，黄昏中的珠江显得有些灰暗，像一张老照片。堤坝上站着几个人，正在眺望对岸，他们大多来自外地，并不了解这个地方40年前发生的故事。

　　河仔村珠江边，这里曾是1979年大逃港的发生地，如今已建成了码头。摄影：梁宙

　　河仔村是虎门镇下的一个村子，和虎门镇的繁华比起来，这里似乎已被时间淡忘。村中新旧房屋交错分布，走在村道上，出来活动的村民并不多。当地村民介绍，村子里有部分人生活在香港，“他们在这里住十几天，回香港住十几天。”

　　有些村民仍会聊到1979年的故事，这段历史在河仔村并不是什么秘密，但时隔40年，已很少有人主动提起。

　　1970年代，河仔村产生队的劳作强度很大，村民经济收入低，而同处珠江口的香港正值经济高速发展阶段，河仔村村民对香港社会的繁荣和美好生活产生了向往，于是有村民悄悄从陆路、水路偷去了香港。

　　当时，偷去香港是非法的，也是不容易的，逃港者往往几个人一艘小艇，从河仔村划到香港需要六七个小时，若在香港有人接应，成功的几率会大增。

　　即便万事俱备，若缺点运气也难以成功。张金勇（化名）是西塘村的村民，他的哥哥、姑姑、阿姨等亲人在1970年代都偷去了香港，1979年父亲带着他曾计划从河仔村逃港，但以失败告终。

　　据张金勇回忆，1979年年尾的一天，寒意阵阵。父亲带着他到了河仔村，准备偷渡去香港。他们一起行动的共有五六个人，大家找到了一位水手带路，约好晚上行动。结果，还未下船就被巡逻的人发现了，只得各自逃散。

　　“逃港者若被抓住会关到大朗园劳教场，需要找人赎回来。”张金勇觉得当年没能成功逃港是自己的“命”，但转眼他又说，自己并不觉得遗憾，逃港成功的人确实有人发达了，但也有逃港者的生活还比不上现在留在村子里的人。

　　如今，河仔村的那段历史已远去，曾经出海的地方修建了码头，货船进进出出，鸣笛声响起的时候，整个村庄都听得见。

　　河仔村只是东莞往事的一个缩影，界面记者查阅东莞的部分镇志、村志，很多都记载了1950年代到1970年代末的“外逃风”。

　　1970年代末，在东莞逃港者爬山涉水踏上香港的土地时，香港人也在观察着对面内地的悄然变化。

　　1978年，东莞县开始试行发展来料加工产业，确定试点后的十几天，港商便来东莞拉开了投资的序幕。此后，台商们又蜂拥而至，彻底改变了这个贫瘠之地。

　　与此同时，东莞人逃港的情况逐渐消失，当年外逃的东莞人也开始回乡投资、创办企业。

　　退休在家的唐志平今年已66岁。平日无事时，他喜欢早上和朋友们打打太极拳，打完拳去茶楼“叹早茶”。聊起当年引进内地第一家来料加工企业的往事，唐志平记忆犹新。

　　1978年7月30日下午，广东省轻工局的领导陪同港商张子弥找到了太平服装厂，当时，唐志平只有26岁，在厂里负责供销业务。

　　张子弥和太平服装厂的领导面谈时，问是否愿意合作做来料加工。“当时我们说无所谓，能合作有生意做就谈，”唐志平回忆说，张子弥想试探下我们的加工能力，就给了他们一个欧洲流行的黑色女装包，问我们能否做出相同的产品。

　　当时，国内流行的还是印着“为人民服务”的帆布袋，张子弥拿来的多层女包相比这些帆布包，加工难度很大，但是太平服装厂的领导还是接了下来。谈好后，张子弥回到宾馆休息，太平服装厂的几个员工通宵加班制作手袋。

　　经过一晚的加班，员工们按照张子弥的要求做出了产品，第二天一早就送到了张子弥面前。“当时他很惊喜，想不到这么复杂的包我们能做得与原品差不多。”

　　7月31日，双方就签订了合同，约定在来料加工、补偿贸易上进行合作。张子弥先后一共投资300万港币，所有设备、原材料由张子弥提供，太平服装厂提供劳动力和厂房。

　　经历了筹备、引进设备、试产等阶段，1978年9月15日，工厂终于迎来了投产，并获得了国家工商总局颁发的第一个牌照。中国内地第一家来料加工企业就这样开张了，企业取名为“太平手袋厂”。

　　太平手袋厂采取香港的管理模式，最根本的改革就是工作量按件计算。计件薪酬后，太平手袋厂的生产气氛立刻变得不一样，此前效率低、出勤不出力的情况大为改观。

　　“1979年，工程师都是一个月五六十元工资，最低的是学徒，十八元一个月，计件薪酬之后，普通工人月工资可以拿到一百多元，这让整个镇都轰动了，很多人想走后门进入太平手袋厂。”唐志平说。

　　此后，大批港商进入东莞投资设厂。港商进入东莞投资，对东莞的营商环境、意识观念更新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据东莞市委党史研究室编写的《东莞改革开放三十年大事记（1978-2008）》记载，1983年，东莞县与外商签订“三来一补”协议共2021宗，7.1149亿美元；新办企业1030户，共引进各种机械设备5.6万多台（套），价值2381.9万美元，全县共收入加工费1.26亿美元。而同年，东莞县生产总值才13.03亿元。

　　东莞改革开放三十周年时，曾于1975年任东莞县委副书记的李近维向《三联生活周刊》总结了东莞改革开放成功的关键要素：土地与劳动力。在这两个关键要素上，东莞县委选择了“没有风险的来料加工”，其时广东省委已率先作出发展来料加工的决定。

　　当年，李近维等人明白，依托香港才是发展的关键，于是拼命争取这一块的资源，县里从各部门抽调干部，有的负责谈判，有的帮助建工厂，有的驻深圳与海关、边检、香港联络，还有的驻广州与省里各部门沟通。政府还动员每个村每个镇甚至每个人，将资源争夺的主力战场下放到乡镇与村庄。

　　东莞虎门镇龙眼社区《龙眼志》记载了全国农村首家“三来一补”企业——龙眼发具厂的诞生过程。原籍龙眼的张明姐弟二人偷渡到香港，经过十多年打拼，兄弟俩在香港开了家有点规模的假发发具厂，由于出身不好以及偷渡问题，兄弟俩一直回避回乡，更不敢回乡投资办厂。

　　为了吸引他们回乡投资，时任龙眼村大队党支部书记的张旭森向张氏姐弟保证说“你们尽管放心，只要肯回来投资，其他的事我来处理。”面对部分干部冷言冷语以及上级领导批评，张旭森找到了虎门公社书记黎桂康并获得他的支持，与张氏兄弟成为了第一批“敢吃螃蟹者”，后来龙眼发具厂发展成为全世界最大的假发生产企业。

　　为了高效运转，1978年12月21日，东莞县在全国率先设立对外加工装配办公室，主管全县“三来一补”合资合作企业的工作，从洽谈、签约、工商、登记、报关、办理进口许可证以及香港直通车手续等，实行“一条龙”式管理与服务。

　　“三来一补”模式的诞生，开创了一个时代。太平手袋厂最鼎盛的时候，从开始的400平方米厂房扩建至后来的8000平方米。后来，太平手袋厂的管理层发生了变化，加上劳动密集型企业不再吃香，而且竞争越来越大，太平手袋厂逐渐走向没落。

　　1988年后，随着台商的进入，东莞外资结构开始发生变化。“全国台商三分之一在广东，广东台商三分之一在东莞”，这句民间流传的话形象描述了当年东莞台商在全国台商的占比有多大。

　　1987年10月，台湾决定开放台湾同胞赴大陆探亲，两岸长达38年之久的隔绝状态终于被打破，同年12月1日，《台湾地区民众赴大陆探亲办法》正式实施。1988年7月，国务院颁布了《关于鼓励台湾同胞投资的规定》，进一步促成了台商投资大陆的第一波浪潮。

　　1979年，台商张铭烈参与创办了台湾万泰电线年，万泰发展成为台湾最大的电线生产企业。由于台湾人力生产成本日渐提高，企业发展遭遇瓶颈。其时，大陆实行改革开放政策已有9个年头，两岸关系刚刚缓和，张铭烈考虑来内地投资。

　　1988年之前，受两岸关系的影响，没有台商直接到东莞投资的先例博鱼体育。为能顺利到大陆投资，张铭烈采取“曲线投资”的方式，他先在香港注册公司，再以港资企业的身份和来料加工的名义进入内地投资。

　　张铭烈先是到虎门镇考察，当地政府的态度是既不支持也不反对。后来，在时任该镇龙眼管理区干部的帮助下，张铭烈租下了厂房，创建了后来的万泰光电，1988年3月份正式开工，东莞首家台商企业由此诞生。

　　1989年，台商谢庆源也来到大陆，他想找一个可以代替台湾继续搞生产加工贸易产业的地方。来大陆之前，谢庆源曾考察过菲律宾，但恰逢菲律宾国内发生政变，最后决定到大陆投资。

　　“一个产业要外移，需要考虑各种因素，政治环境、语言等，菲律宾语言比较简单，但是政治不稳定，放弃菲律宾选择到大陆来投资，现在看这个选择是对的。”谢庆源说。

　　谢庆源先在上海投资箱包厂，后来发现东莞更具灵活性和成本优势，东莞靠近香港，以当时的时空环境，在成本上比内陆便宜，而且交通更方便，可以从香港直接进出口货物。几经判断后，1992年，他转投东莞。

　　1992年后，来东莞投资的台商越来越多，台商投资的领域遍及电器及电子产品、五金及五金制品、工业用原材料、鞋业、机械和家具等。

　　1997年以前是台商在东莞投资的黄金时期。谢庆源曾担任虎门镇台商协会会长，他怀念那个时代，其中一个原因是那时的招商环境给他一种温馨的感觉。

　　“虎门镇政府鼓励我们去招商，我们曾和镇领导打赌，招商超过多少家企业就请我们去玩，如果达不到，我们就请他们，结果我们输了，没有达到数目，后来我们请他们去纽澳玩。”谢庆源回忆说。

　　那个年代，台商和东莞政府的关系是非常紧密的。谢庆源说，当年台商有事情，只要一通电话找书记，书记马上会接见他们，他们和政府打成一片，相互扶持，做得很开心，可以享受到很便宜的东西，请到很多工人。

　　“我这一生，在东莞的几十年永远都忘不掉，我们还是第一届东莞台商的荣誉市民。”谢庆源说，自己把最黄金的时期献给了东莞，对这里已经有一份感情，虽然以后在东莞的时间会慢慢减少，但还是会常回来。

　　据东莞市台商投资企业协会（下称台协）统计，协会成员从1993年创会时的360家发展到最高峰时2006年的3530家，截至2017年10月，仍有2700多家。东莞台协现任秘书长赵维南对界面记者表示，若加上不入会的台商，最多的时候台商总数可能达7000多家。

　　长期在东莞居住的台商至少有8万人，为解决台商子女教育衔接问题和安定台商投资信心，2000年9月2日，东莞台商子弟学校正式开学，这是中国大陆第一个台商子弟学校，实行与台湾课程同步教学，学校教材基本援用台湾全日制教学版本，与台湾教育体制接轨，学校教师部分来自台湾。

　　许经纶是最早来到东莞台商子弟学校任教的台湾教师之一，至今仍在该校教历史。“当年大陆允许创办台商子弟学校，使用台湾教材，这是以前从来不敢想象的，大陆不是只有经济改革开放，连文化、教育也在开放。开放就是一种包容，包容性越大，代表自信心越强。”他说。

　　许经纶回忆，2000年，东莞台商子弟学校第一届的学生只有六七百人，现在已经达到2500人。如今，在这里读书的台商子弟高中毕业后选择留在大陆升大学的比例越来越高。

　　周佑亨曾在1987年担任政协东莞市第六届委员会副主席，他如今已年过八旬，是东莞改革开放的亲历者和见证者之一。

　　周佑亨回忆，东莞能从农业县成功转变为全球制造业名城，得益于中国改革开放，得益于发展来料加工产业；另外，东莞有着很好的地缘条件，靠近香港，港澳华侨多。

　　“三来一补”模式在东莞铺开，使东莞成为“东莞塞车，全球缺货”的“世界工厂”。统计数据显示，1996年至2002年，东莞连续7年出口总值位居全国大中城市第三位，仅次于深圳、上海。

　　然而，随着原材料价格、人力成本、土地租金等上涨，人民币大幅升值、政策环境日益严格，东莞“三来一补”模式的黄金时期走向了终结。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后，东莞部分企业逐渐往中国中西部地区或东南亚迁移，留下的企业也在谋求转型。

　　传统制造业遇到困境，无疑也影响到了东莞整体的经济。据《南方都市报》报道，2009-2014年这6年间，东莞的GDP增速已有4年未能完成当年的目标任务。当时有专家指出，东莞遭遇金融危机，代工制造越来越困难，经济增长动力源缺失，最终导致经济增长率低位徘徊。

　　2011年开始，东莞首家台企万泰光电也感受到了生意难做。“惊涛骇浪，总是有人过，有人会翻船”，该公司财务长张慧敏称，2011年至2015年，公司连续亏损。

　　在这个过程中，一些企业被淘汰出局。谢庆源说，这是自然规律，台企中有的倒闭，有的台商不想做了，有的台商二代不愿意接手。台企想要有一个好的未来，就要调整，要不就会被淘汰。

　　东莞台协现任秘书长赵维南表示，当年国家落后，需要吸引外面的人、资金、技术、订单等，现在不需要了，提倡机器换人、自动化，东莞在这方面进步很大。

　　“环保非常重要，一定要做好环保，但是现在有些企业投入大量资金搞环保工程，发现两年以后政策又变了，其中政府也有部分责任，如何做整体性的规划，后续怎么做，企业要做到什么程度，这是个公共工程。”赵维南说。

　　来料加工的黄金时代已过去，东莞高埗镇的裕元鞋业选择了撤离。如今，在裕元鞋业厂区内，已没有人头涌动的情形，丝毫看不出当年最高峰时十几万员工的盛况，只有空荡荡的员工宿舍楼和裕元文化广场等建筑物记录着这里曾经的辉煌。

　　“人走了很多，2006到2007年的时候，我们下班出来吃饭，密密麻麻全是人，只能看到头。”一位在裕元鞋业工作了14年的职工回忆说。

　　东莞台商的处境比以前更为艰难，这在东莞台商子弟学校老师许经纶眼里，是以另一种方式呈现。

　　许经纶注意到，东莞台商子弟学校的学生结构正在发生改变，以前人数比较多的是小学，国中每个年级只有四个班，慢慢地，中学的人数增加，初中和高中每个年级都是六个班，相比之下，小学人数则没有增长。这其中的一个原因是台商“少子化”，另一个原因则是国内产业转型，东莞地区的台商人数在减少。

　　“家长有时候会突然把孩子接走再不回来。学生的变动代表家长的变动，家长的变动则代表台商的不稳定。”许经纶说。

　　“转型前，老板要求把工厂做大，认为做大了市场份额就会大。后来经过内部争论，最终决定把规模缩小，倾向于走‘小而美’的道路，除非有新的产品出现，目前这个方式更适合我们。”张慧敏说，万泰光电现在重点做有技术难度的，有品质要求的线材。

　　万泰光电的设备改善和技术改造后，以前3个工人操作1台机器，后来改为2个人操作1台机器，现在是1人1机。

　　“这个行业是传统行业，我认识很多电线厂的台商，他们真正难做是去年开始，今年更难做。我们刚好相反，改变策略后，2016年开始好转，去年的经营情况很好，今年有一点困难，但是可以克服。”张慧敏说。

　　2010年，谢庆源成为东莞市台商投资协会第九届会长，他表示，东莞转型升级的观念很早就有了，他在任的三年是做转型升级案子最多的时期，紧锣密鼓地开展台商产业转型升级的工作。

　　谢庆源称，他们当时把台湾的机构请过来，台商的产业需要什么东西，各分会都有统计，报到总会，然后分析企业的管理模式是否恰当，从各个方面来辅导，包括降低成本、增加竞争力等，政府也会进行补贴。

　　“我当时鼓励自动化，因为自动化是最简单的，转型需要一个过程，要经得起考验，”谢庆源说，那时台协提倡先升级，升级到产业能够赚钱，才有多余的钱去转型。

　　有分析称，东莞的经济转型，不是表面上要从“世界工厂”转型，因为整个中国要从“世界工厂”转型。中国目前去污染，去产能，去低端制造业，作为中国经济发展的排头兵，东莞远远走在其它城市前面。东莞的转型是中国经济转型的必然结果。

　　据广东省社会科学院发布《2017年度广东产业转型升级指数评价研究报告》，课题组对产业转型升级指数进行测算，东莞居广东省第五。

　　林江认为，这么多年，东莞市政府没有放弃对加工制造业转型的努力，每一届政府都提出转型升级的目标和措施。

　　“2000年以后，东莞试图提升高新技术企业的比例，发展高新技术，建新东莞、新产业，从而把加工制造业的比重摊薄。”林江说。

　　东莞正在努力摆脱“世界工厂”的包袱，以求蜕变为创新驱动发展的高地。据《2017年东莞市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显示，2017年东莞新增国家高新技术企业2049家，总数达4077家，位居省内地级市首位。发明专利授权量为4969件，PCT国际专利申请量为1829件，均排广东省第3位。

　　东莞位于广州与深圳之间，为融入广深科技创新走廊，成为该走廊的成果转化基地，松山湖和滨海湾新区被规划为“两核”。据科技部火炬中心公布数据显示，松山湖在全国高新区的综合实力排名已从2013年的第53位跃升到2016年的第26位。

　　2001年11月，经广东省人民政府批准，东莞松山湖科技产业园被确定为省级高新科技产业开发区，松山湖被规划为东莞未来经济科技中心。2010年9月，松山湖升格为国家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

　　松山湖管委会官网介绍称，目前松山湖已形成初具规模的产业集群，引进了华为机器、华为终端总部、中集集团、新能源等一批国内外行业龙头企业，也建立了较为完善的创新生态体系，累计引进博士和硕士共3400多人。

　　松山湖在科创上发力，吸引着各地的创业者。香港创业者霍大业即将要进驻松山湖，他所在的企业是一家开发现代化校管系统的公司，在香港地区已有着超过10年的市场开发经验。

　　据他介绍，之所以选择在东莞投资，主要是因为看到了内地在科技领域的进步和资源比香港更有优势，无论在创业成本上，还是人才资源上，他认为东莞是很适合发展高新科技项目的城市。

　　至于选择松山湖，霍大业认为，松山湖可以给科技人员一个比较好的基地和氛围，松山湖里面有很多精英入驻，人事上的交流会提高进步的空间；此外，政策上也有优惠。

　　“蚁巢”是东莞一个两岸四地青年创业孵化器，其科技板块总部也将进驻松山湖。在“蚁巢”负责人黄德玉看来，东莞由于历史上和港澳台等地的密切关系，港澳台青年在东莞的交流也很频繁。

　　“蚁巢”孵化的项目中，有一半来自内地创业者，另一半来自港澳台创业者。“随着发展，港澳台青年创业的项目比例会越来越高。”黄德玉说，香港的东莞籍人很多，东莞二代台商、港商逐渐崛起，有着创业和合作的基础。

　　不过，林江认为，现在大家对松山湖的注意力和2000年不能同日而语，当时大家把整个东莞的希望都寄托在松山湖上，想将松山湖建成新东莞、新产业、新城，如今十多年过去了，松山湖离当初的规划还有着一定的距离。

　　林江分析，东莞市的优势还是存在的，东莞在广深之间，位于粤港澳大湾区、广深科技创新走廊之中，离香港很近，地理位置上得天独厚，加上改革开放40年来在制造业积累的经验和财富，在团队作战、管理、产业配套和产业集聚等方面都做得非常出色，而且在文化上比较包容。

　　“大湾区之下，东莞需要按照城市群的观念来合作，融合发展。东莞需要服务好广州、深圳甚至香港，服务好广深科技创新走廊。”林江说，东莞需要实现从东莞制造到东莞服务的转变，服务做好了，会反过来推动东莞制造的升级，这是东莞未来要走的道路。